吉林大学
陈全甲教授: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教学与研究的耕耘者
资料来源:吉林大学
陈全佳，1954年出生，197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1980年至1981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旧石器考古，1992年5月至7月在中美田野考古学校学习石器分析和动物考古。1978年留校任教，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全佳教授现任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他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和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他的课程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题、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葬、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他教学认真严谨，具有丰富的现场经验，注重学生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获得了历届学生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了2017-2018学年“课堂教学质量奖”优秀奖。他培养的大部分硕士和博士继续在大学和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和教学，并成为学术骨干或主要培训对象。
陈全甲教授主持长春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辽宁省长兴岛唐三遗址；吉林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遗址；延边和和龙石人沟、大东和石人沟林场旧石器遗址；湖北丹江口都店和水牛洼旧石器遗址；沈阳农业大学后山旧石器遗址考古发掘。这些考古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通过实地教学，培养了学生具有优秀的科学发掘能力。
在30多年的旧石器时代田野考古调查中，他先后走访了吉林东部的延边地区、吉林地区、白城地区和长春地区；辽宁东部的本溪地区和沈阳地区；黑龙江省东部的牡丹江地区；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在冀州、天津等地进行。他带领团队发现了150多个旧石器遗址或场所和近万件石器，填补了中国许多地方没有旧石器遗址的空白，将长白山和天津的人类活动历史向前推进了几万年或几十万年，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记者:你如何选择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作为你的教学和研究方向？
陈全佳:我于1978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修考古学。1972年，著名考古学家张中培在吉林大学创办了考古学专业。1973年，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我是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培养的第二批学生。为了学科发展，张中培先生让我承担本科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教学任务。但是，由于我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了解比较薄弱，他特别推荐我和他在北京大学的本科同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一起系统地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1980年9月，张中培先生安排我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北京大学，陆尊焕先生指导我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同时，我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了地质基础、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课程。
北京大学陈全佳、卢尊宇先生(右)
1981年上半年(第二学期)，我跟随张森水先生到南方进行旧石器时代的调查和发掘，并南游了近一个月。张森水老师的首要任务是在各大学(包括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等)讲课。)，然后调查旧石器时代遗址(包括雅安、汉源涪陵、狮子山、紫阳乙遗址等。)并试图挖掘贵州桐梓的马鞍山遗址。最终目的地是去普定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我一路跟着张老师，一路学习，听老师讲课；在考察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地点和地方，这增加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通过挖掘，我也学会了如何挖掘旧石器遗址，如何系统地整理和分析旧石器资料，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今年的系统学习为我今后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你毕业后留在学校教书，你发掘了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条石龙。根据断代资料，它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玉猪龙的雏形。你能谈谈左家山遗址石龙的发现吗？
农安左家山遗址出土的石龙
陈全佳:1984年，我带领83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野外考古调查，发现了左家山遗址。回到学校后，我立即请张仲培老师看在左家山遗址发现的新材料。张老师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和激动地说，这将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意义重大。他指示立即宣布明年进行挖掘。因此，1985年4月至6月，我主持了左家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吉林省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农安县文物管理处忙于调查工作，所以没有人被派去参加考古发掘。我带领81级考古班的赵和其他五名毕业班学生进行了发掘。遗址地层薄而简单，但有大量的遗迹。特别是，在T42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条极其珍贵的石龙。每个人都很兴奋，这条石龙很快被国家博物馆转移了。左家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空白，将新石器时代的上限提高到7000多年前，特别是石龙的发现和研究，更是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第一彝龙”。左佳上下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记者:众所周知，你最初是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是什么导致你转向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陈全佳:我留在学校当老师后，虽然我给本科生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但现场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都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我发现、发掘和研究了中国东北新石器时代著名的农安左家山遗址。1989年，我还主持了瓦房店长兴岛唐三遗址的发掘工作，其成果在东北地区也有很大影响。虽然这种野外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教学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基于教学和科研脱节的现状，我意识到这对我和吉大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唐三遗址发掘后，我告别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专注于旧石器时代考古。
记者:从上世纪末开始，你们就在东北开展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为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近年来，您先后在辽宁、沈阳、吉林东部发表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著作，黑龙江东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也正在撰写中。您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已近30年，将东北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你能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吗？
陈全佳:从1991年5月开始，我第一次独立在吉林地区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虽然当时我没有太多的调查经验，只能以动物化石遗址和洞穴作为调查线索，但我很幸运地发现了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遗址，以及交河新乡砖厂和九嶷山三处旧石器遗址，推进了吉林地区6.2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史。1993年5月至6月，我主持了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这也是我独立主持的第一个旧石器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出土了许多石器、大量动物骨骼和少量骨骼。下层文化层的年代测定结果为20多万年前，这也是吉林省最早正式发掘和测定年代的遗址。
此外，我在中国东北东部的长白山做过近30年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该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远东和中国北方联系紧密，是古代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的桥梁和纽带。然而，这个地区一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白色区域。我当时的想法是在退休前完成旧石器时代的调查和这一地区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首先开发了吉林东部的吉林和延边地区(1991-2010年)，然后是辽宁的沈阳、本溪和丹东地区(2011-2015年)，最后是黑龙江的牡丹江地区(2016-2020年)。发现了近百处旧石器遗址，获得了数万件石器，基本建立了上述地区的年代框架，明确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并存在的五种石器工业(细石叶工业、石叶工业、小石屑工业、大石屑工业和砾石工业)，填补了众多研究的空白空，为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为古代人类在东北亚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记者:1980年至1981年，您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考古研究所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师从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张森水。请谈谈您与张先生的师徒关系。
陈全佳:今年是张森水先生逝世13周年，这几年他对张森水先生无尽的感情从未停止过。我想知道我的丈夫在1979年，当时吉林大学打算开设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课程，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从教材、资料、研究方法和发掘经验来看，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因此，我受张仲培老师之命，前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为张森水先生的弟子，系统地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知识。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第一次参观了遗址，第一次发掘了考古遗址，第一次参加了考古学术会议。在我丈夫的陪伴和指导下，无数的学术生涯第一次得以完成。我至今都不敢忘记我丈夫的谆谆教诲。每次我第一次带领参加现场挖掘的学生，当我看到他们温柔、激动、好奇的面孔时，我会不自觉地想起我和我那位和蔼可亲、始终微笑着站在我身边的丈夫。
2006年，陈全佳和张森水先生(右)参观了长白山
1993年，张森水先生受聘于吉林大学考古系，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专业化、系统化教学。他以振兴东北旧石器考古为己任，耐心细致地进行教学，慷慨地分享了大量珍贵的旧石器资料、文献和资料，严格规范每一个学习步骤，力求完美，为吉林大学培养了第一批旧石器考古专业学者。
1993年吉林省桦甸市寿山仙人洞遗址的发掘是我主持的第一次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得知此事后，朱先生前往桦甸协助指导发掘工作，并对出土文物进行了现场鉴定和说明。挖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不仅是吉林省最早正式发掘的旧石器遗址，也是吉林大学考古系首次发掘的旧石器遗址。这也是我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次尝试。这一切都离不开王先生的无保留的帮助和支持。
在担任吉林大学名誉教授期间，张森水先生一直和我一起帮助学生。毕业后，这些学生还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相关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自己的教学，努力探索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之路。当我们一起提到王先生时，大家都深深地感受到了严谨认真的治学方法。每次姚翔先生来吉林大学讲课，他都会耐心细致地写信问我“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这样他就可以准备足够的材料，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和每一堂课。
王先生一生名利双收，但他对学术抱负的追求是执着、坚定和永不妥协的。他曾在信中对我说:“(学术)就像爬山。你爬得越高，就越难，但是如果你有决心去爬，我想，即使你爬不上这个光辉的顶峰。此外，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做研究工作，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辈子只说不做。人总是会死的。虽然他们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但总有人会发表评论。名利如浮云，考古资料和文献永远存在，是真实的东西。”
王先生的教学总是这样。他从不兴风作浪，但他不生气也不傲慢。王先生虽然是个学者，但他也有自己的真性情。对于不努力学习，浪费好时间的学生，王先生也有激烈的话。虽然他一整天都很匆忙，他被重要的事情困扰着，但他真的很担心学生的未来，这是令人难过和难过的。对我来说，让我无限感动的是我丈夫对我父亲生活的关心和帮助，有时甚至超出了他父亲的范围。
记者:你在抚松新屯的西山遗址和龙石龙沟遗址发现了东北亚最大的黑曜石核。你能谈谈这个发现吗？
在抚松新屯子西山遗址发现的东北亚最大的石叶石芯
陈全佳:这块石芯是抚松县新屯子镇(人参产地)的村民偶然发现的。他们认为这块又黑又亮的石头很奇怪，所以他们把它带回家，想卖钱。他们拍了照片，各地的联系人都想确认一下。结果，照片传给了我。由于照片中没有比例，从照片中的石制品特征分析，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精美的石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在这一带从未发现过，我立即联系了抚松县文物管理处处长王文星，并进行了实地考察。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石芯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石芯(长41.2厘米，宽15.3厘米，厚22.5厘米，重17.4公斤)。石叶最大长度为32.2厘米，最大宽度为4.4厘米。同时，我还检查了周边地区出土的石叶和石芯，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石制品。当时，我决定等待农民们参与挖掘。经过近两年的等待，我终于参与了发掘。我带领一个团队正式发掘了这个遗址，并在吉林地区发现了第一个带火炉的荒野式石圈住宅。该遗址填补了吉林省的一些空白，如没有露天居住遗址和旧石器时代山区的火灾遗迹。探讨图们江流域古人类的迁移、适应、发展和改造过程以及该地区晚更新世旧石器技术的演变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记者:众所周知，你是中国早期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学者。当你转向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时，你也开始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你开始从事动物考古研究是什么样的机会？
2007年，陈一家在郑州参加国际动物考古研讨会暨华夏考古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与季丹娜博士(左)团聚
陈全佳:因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必须对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有一定的了解，我开始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有了感性的认识。主要是1992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遗址举办的中美田野考古学校学习动物考古学。演讲者是美国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戴安·吉福德-冈萨雷斯博士。她系统地讲授了西方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如动物骨骼科学基础、人类食物结构、生态环境、动物屠宰方法、骨表面痕迹分析、骨折规律和风化程度判断等，将我引向了动物考古学的大门，为我今后的动物考古学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全佳为研究生讲解动物骨骼物种的鉴定
回到学校后，我开始整理左家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骸，并撰写了第一部动物考古研究著作《农安左家山遗址动物考古鉴定与遗迹研究》。同时，我给本科生开设了“动物考古学”课程，并开始招收动物考古学研究生。我着手建立了一个动物考古实验室，这是中国最早在大学里建立的动物考古实验室之一，我自己制作了数百个活体动物骨骼标本，并收集、整理和研究了大量从古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目前，吉大动物考古实验室拥有近10万件古代动物骨骼标本和1000多件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已发展成为我国动物考古领域最重要的科研、人才培养、信息和学术交流基地之一，为实践教学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
记者:本世纪初出版的《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是您的第一部动物考古学著作，也是为数不多的区域性动物考古学专著之一。你能谈谈这本书吗？
清江流域古代动物遗存研究
陈全佳:首先，我要感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善才先生。这位老人主持了隔河岩水电站淹没区的挖掘工作。他收集并保存了所有出土的动物骨骼，为我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景源先生推荐我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感谢古脊椎动物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人类学副研究员张乐先生为我撰写这本书。
安排和研究这份报告非常困难。第一，时间，我只能利用暑假去湖北长阳工作站整理调研材料；二是相关研究经验不足，可比资料太少，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多麻烦；第三，由于经费不足，无法邀请专业绘图员绘制典型标本，所以我委托长阳县博物馆副馆长张绘制动物骨骼，王善才先生承担了摄影任务。当时，我们对这份研究报告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希望它能成为动物考古学领域的参考书或动物考古学研究报告的范本。这份研究报告是当时唯一的动物考古学专著。我运用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一个盆地中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记者:您是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委员会和动物考古委员会的副主任。近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和动物考古在学术影响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你认为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如何？
陈全佳:改革开放以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都可以与国际学术界充分融合，但我们还需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第一，人才培养，虽然我们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的数量逐年增加，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动物考古学人才的短缺。我希望有考古专业的院校可以开设动物考古学课程；第二是就业制度。用人单位还需要加大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力度，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补充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力度；三是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区研究，开展区域性系统研究。
记者:您从教30多年，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动物考古领域，您已经培养和输送了数十位大师和博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你经常对这些毕业生的工作给予进一步的指导。你能谈谈这个吗？
陈全佳:从教30多年以来，我已经培训了近30名硕士和博士。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生略多于动物考古学。大部分毕业生从事考古工作，包括吉林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大学，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古人类学研究所等研究所，以及各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陈一家(左二)和学生在吉林省延边地区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
我们仍然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交流，他们经常邀请我去他们的考古遗址指导挖掘工作或观察新出土的石器和动物骨骼标本。例如，2009年毕业的李有珍博士目前是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曾获文化部优秀人才、黑龙江省考古领军人才梯队后备带头人、全国艺术道德标兵。由他发掘的黑龙江饶河孝南山遗址被评为201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王博士，2010年毕业，现任吉林大学科技考古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入选“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和“吉林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赵海龙博士，2012年毕业，现任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2006年)，2017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理事；何，博士，2016年毕业，现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入选重庆市高层次人才专项支持计划(2018年)。
记者:在你的研究生培养生涯中，你指导过几十名研究生，他们目前基本上都是省级考古研究所和大学的专业骨干。你感觉如何？你对未来的大学培养旧石器时代和动物考古学的专业人员有什么期望？
陈全佳:要想成为专业骨干，首先要学会做人，要诚实守信，尊重老师，团结互助，认真学习，敬畏学者；第二，学生应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如原料鉴定、石材分类、技术分析、画线等基本技能训练。只有这样，学术发展才有后劲；第三，它具有独立的科研能力，必须经过多批材料的系统标准化才能写出完整的科研报告；第四，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最后，我希望国内的大学能培养更多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的人才，充实到考古学的第一线，填补更多的研究领域。
